生物谷，北交所首例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

生物谷，这家专注于灯盏花系统药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公司，于2021年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企业。

然而就在公司成功登陆北交所的同一年，创始人林艳和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资金占用行为。

林艳和通过 “虚构委托理财” 这一看似合法的外衣，实则绕开公司正常的投资评审程序，将资金层层转移至自己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。

更为隐蔽的是，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间，林艳和还安排贺元以开展票据贴现业务的名义，将生物谷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三家机构。这些机构并未将贴现资金转回生物谷，而是直接转给了金沙江投资，形成7876.43万元的票据占用。

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于2006年通过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增设，旨在规制上市公司董监高违背忠实义务，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。

尽管已写入刑法近二十年，但该罪名的整体适用度并不高。据专业律师事务所分析，以该罪名为案由的公开刑事判决仅十余例。

根据2022年生效的《立案追诉标准（二）》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主要有两类。

一是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；二是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、债券等证券被终止上市交易。

在量刑方面，刑法规定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法律尚未明确界定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具体金额标准，这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跨档量刑存在一定裁量空间。

在生物谷案中，林艳和曾提出抗辩，声称相关议案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程序上不存在恶意违规的情况，并认为自己主观恶意较小。但这些抗辩理由均未被采纳。

云南证监局认为，资金的划出绕过了生物谷正常的资金审批流程，以“被诓骗”为由称自己主观恶意较小缺乏证据支持。

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核心争议在于：如何区分正常的商业判断失误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？

专业律师分析指出，判断标准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。主观上要考察行为人是否从公司利益出发；客观上要考察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、公司规定及决策流程。

如果一项交易经过公司有权机关合法有效决议通过，且决议过程所依赖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那么即便最终造成公司损失，也可能不被认定为背信行为。

生物谷案反映了当前证券监管的强监管趋势。2024年5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文件，首次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“应移尽移”明确于规范性文件中。

这意味着凡是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违法案件，都应当无一遗漏地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。这一政策极大提高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刑事立案可能性。

与此同时，监管强调对“关键少数”的全链条追责。这包括实施证券犯罪的公司企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等主体，以及配合造假的中介组织、金融机构等“看门人”。

生物谷案展示了当前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全方位追责体系。早在2022年，云南证监局就对林艳和、贺元作出了顶格行政处罚，分别处以500万元和200万元罚款，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。

在刑事判决生效后，上市公司对责任人的民事追偿程序也已启动。生物谷董秘办表示，公司已启动对林艳和后续民事责任的追究，要对占用的资金全部追讨回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刑事判决虽然对冻结的6200万元进行了处理，但仍有2.57亿元资金未被归还。公司表示将按照法律流程在相应法院起诉相关责任主体。

2025年4月，三大交易所修订发布新的股票上市规则，进一步明确了“关键少数”的责任义务，强化了中小股东保障。

这些新规特别增加了 “事实董事” 相关规定，明确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作为事实董事时，需遵守关于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规定。

同时，新规强化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责。沪深交易所明确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，除承担审核公司财务信息等职责外，还行使公司法规定的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等职权。

北交所则在业务规则层面明确，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应按照规定承接原监事会职权的具体安排。

上市公司“关键少数”应遵循的合规要点

作为北交所第一例该罪名的生效判决，其警示信号已明确发出。在判决书中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，林艳和、贺元提出的自首、重大贡献、积极挽损等从宽处罚理由均不能成立，请求适用缓刑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。

随着新《公司法》的实施和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推进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适用正从沉寂走向激活。这不仅是法律的完善，更是市场治理的深刻变革。